尼某家人准备好协商地点，搭好帐篷，双方的亲属和邀请的中间人约18人参与。

[6] 藤原静雄「情報共有の政策法務―自治体情報法制の今日的課題」ジュリスト1404号79頁。（二）导入信息公开制度早期的对应 《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法》出台之前，日本于1995年3月作为行政改革委员会的专门部会设立了行政信息公开部会，该部会在1996年11月发表了《信息公开法要纲案》和《信息公开法要纲案的基本观点》。

大量申请与反复申请事涉申请权的滥用，而大量行政争讼则涉及到诉权的滥用等，各自性质有所不同本应分别加以理论探讨，但由于篇幅有限，再加上日本的理论与实务以及判例等大多以大量申请为中心，因此，本文除非有必要做适当言及，否则主要以大量申请为对象，来看一看日本在理论与制度上是如何应对的。[49] 上述久留米市的尝试，当然无法解决信息公开与权利滥用问题的全部，但对于思考何为信息公开制度中的权利滥用、权利滥用的判断基准应该如何确立、到底何种场合才适合适用禁止权利滥用等，颇具启发意义。一审法院在承认本案文书已经确定（即现时有相当于120个纸盒箱的文书由市里保管，显然作为申请对象能够与其它文书区别开来）的基础上指出，本案条例之所以要求公开申请人要正当行使公开申请权，是因为即便公开申请权受到认可，也不意味着该权利通常不受任何制约。[42] 还有学者主张，作为大量申请应对之策的权利滥用与文书的确定并非势不两立，两者相互补充，应适当分工，可以并用。在一个强调依法律行政的国度里，对于信息公开的实施机关而言，只有理论上的抽象的适用可能性显然不够，在具体案件的应对之际，当然需要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关根据。

[32] 尽管否定说在强调制度本质以及追求彻底的信息公开等上有其独到之处，但通说则站在肯定说的立场，主张即便是在信息公开领域也应适用禁止权利滥用的原理，这一点无论从立法者的初衷，还是从导入信息公开制度早期以及近年的对应上来看都是相同的。[16] 宮之前亮「濫用的な情報公開請求への大阪市の対応について」季報情報公開・個人情報保護51号39頁。时至今日，与大陆法系以合同法律关系为主的行政合同界定标准大相径庭，英国公私合作契约通常适用一般的契约规则，只有契约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公部门才能基于契约享有一定的指挥监督权力。

[95]从定义可知，以政府为主导的主体显然需符合行政合同的形式要件。针对其中几个较具争议性的看法，试谈个人之赞成或反对，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的赞成与反对： 1. 行政优益权说 行政优益权说受到众多质疑与批驳无可厚非，其未考虑到我国行政法并无法国法的公共服务原则之历史渊源，也没有财务平衡原则的正当性基础，从历史经验可得，一种意识形态与社会背景所孕育出的制度，倘若机械地移植至他种意识形态的体制中，将丧失其功能性，甚至产生无法估算的运行效果。[17]相较法国行政合同体制，德国行政合同制度并未对财务平衡原则作出明确法律规定，人民难以通过行政诉讼等手段获得救济，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较为明显。[92] 政府特许经营广泛存在于城市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城市公共交通等公用事业领域，[93]例如生活垃圾处理的特许经营领域，虽存在着颁发授权书与签订特许经营协议两种授予方式，因颁发授权书被视为对先前行政许可行为的确认，是一种事实行为，因此以特许为前提的协议方式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即政府通过行政许可的方式将生活垃圾的处理权承包给特定经营者，与之签订特许经营协议，付费利用其技术、人力等方面的优势，使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82]在合同兼具行政法关系与私法关系的时候，首先通过分析合同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方面，根据比重权衡结果判断其性质究竟属于行政法领域，抑或私法领域。[66]且从逻辑推论的角度而言，行政优益权是行政合同作为行政手段所派生的内容，不能反过来以此作为识别行政合同的标准。

而私方当事人应是以营利为目标。[7]在满足第一项标准的前提下，二、三项标准择其一即可被认定为行政合同。[5]王名扬教授将识别标准归纳为更加具体的三点：第一，合同当事人中必须有一方是行政主体。[88] 图一  综合性界定标准应用流程图 （二）综合性界定标准之应用 以公用事业民营化过程中出现的公私合作契约以及其他兼具公法私法因素的合同为例，观察综合性标准的整体运用。

否则行政合同将面临无效的可能性。例如特许经营协议虽有公共利益的指向，但因涉及经济关系可被行政主体解释为私法契约。[20]与此同时，经历了基本权利全面发展的德国公法，亦可将行政私法理论所强调的公法约束，以保障基本权利的救济方式，适用于双阶理论下的行政合同，在原有的依法行政基础上，加强对合同相对人的权利保护与救济。因而选择性采用合同的当事人直接参加公务的执行情形，并加以法定职权原则性的限制，而不同时采用法国行政法理论中的合同本身即是执行公务的一种方式[85]。

我国行政合同制度对合同当事人的保护尚待完善，缺乏相应配套措施，因此应当限制行政合同的界定范围，减少行政合同与私法契约之间的模糊地带，避免私法契约被强行归入行政合同。[11]  公务特许合同只能由行政法院判决解除，行政主体没有解除权。

本文尝试通过对各国不同理论框架下之行政合同的界定标准及其范围的分析，主要从保障合同当事人的权益的角度出发，保证合同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不受损害、权利救济具备有效性的同时，兼顾行政主体行政管理目的的公共利益，对行政合同的界定标准中的不同内容要素作出评析，区分行政合同与私法契约[4]之界限。[53]这些问题也恰是国家赔偿审判实务中受到广泛关注，且正在解决的问题。

二是采用合同外包、行政助手和行政委托等形式，常被称为功能民营化，行政主体仍旧承担着行政事务的执行任务，只是在执行阶段借助了私主体的力量，整体上还是行政机关主导。可见，该合同的签订、履行与普通私法契约有着本质区别，合同内容的主要方面具有更多行政法上的权利与义务，所以行政法因素在整体合同中占有更大比重。[94]  参见何丽华：生活垃圾处理特许经营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5~23页。[27]  参见余凌云：《行政契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页。[41]  参见金地：PPP与特许经营：概念与逻辑要理清，载《中国政府采购》2016年第1期，第76页。[15]可见行政特权并非构成要素之一。

[64]在法权中心主义的分析框架下，缺少严格规制与强有力正当性基础的行政优益权，将会比其他权力类型存在着更高风险，以及发生异化或者不正当转化[65]的可能性。[75]在这个意义上，行政优益权是以财务平衡原则为对价的制度，保障合同相对人的经济平衡也是对行政合同平等性的保障。

因公私合作契约多发生于经济活动与计划活动领域，合同主体识别的标准便可通过主要目标的不同进行操作：公共部门应有公共价值、公共目的及公共利益等目标。有待将来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与完善，为行政合同制度匹配相当的保障与救济措施，与私法救济相互衔接，互为补充。

[84]  参见王名扬：《王名扬全集：法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5~146页。[50]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1988年国务院发布，1990、2011年两次修订）第 21 条 ：合同双方发生纠纷，应当协商解决。

在此基础上，台湾学者否认了将行政目的作为行政合同的界定标准。转引自于立深：行政协议司法判断的核心标准：公权力的作用，载《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37页。[46]  参见裴蓓、易欣：行政协议相对人不履行协议之救济困境与选择——以行政机关申请非诉执行为出路，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62页。但新行政法理论的兴起向公私二元对立的传统提出了挑战，而立足于公法与私法严格分立的行政私法理论自然受到了质疑与批驳，进而双阶理论得以复兴。

[69]  参见李霞：行政合同研究——以公私合作为背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页。英国行政法体制中，对二者进行识别判断的主体为普通法院。

[72]  [日]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页。大量建立在双阶理论基础上的行政合同皆被纳入私法领域，就行政合同的界定范围而言，应当是大幅度限缩的。

回顾本文第二部分，通过功能比较、整理与分析，发现各国行政合同范围的或大或小，其实都有相应的当事人权利保障与救济措施及其沿革发展，作为配套的跟进制度。[27] 由于美国对行政合同的界定同样不以合同法律关系为标准，甚至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合同概念，也没有英国式主体标准的公私合作契约模式，笔者拟采用一个较大的概念，即所有行政主体签订的公私合作契约来类比，进行相应论述。

这里所适用的权衡方法，类似于英国公私合作契约中判断主体时的公私目标衡量法，也是根据公法因素与私法因素所占比重之大小进行权衡。[19]  参见李训民：公法契约之控制——从公私合伙架构谈起，载《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139~140页。[7]  参见杨科雄：试论行政协议的识别标准，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1期，第62页。此外，由于英美的法律体系在总体上与我国大陆相去甚远，借鉴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如大陆法系。

[49]  参见杨解君、陈咏梅：中国大陆行政合同的纠纷解决：现状、问题与路径选择，载《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64页。二、对我国行政合同定义及范围的重新审视 从改革开放对现代意义上的行政合同概念的接纳，到如今行政合同也已然成为行政主体为实现行政管理目的而不得不运用的一项手段，我国行政合同理论与实践也经历了界定标准的变革与发展。

[92]  参见王阳璇：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政府规制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院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页。行政机关尤其可以与拟作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签订公法合同代替行政行为的作出。

由于公法关系的边界在德国行政合同标准中占有重要比重，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与行政合同的界定标准密切相关，公私法发展的几个阶段对行政合同的认定范围的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维持法律的权威性与严肃性，不强求法律保留，但若出现具有明显公共性与外部性的类似情况，可以将被授权的私方当事人认定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从而纳入现有行政合同框架中，方便合同相对人寻求救济途径。